即使早在2020年12月就已經順利通過知交所創業板上市委員會的考查,并在此后正式向證監會提交注冊申請,但八個月后,中聯云港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云港)依然還是以自動撤回質料的方式宣告了其又一次沖擊A股上市的失敗。
2021年8月24日,證監會官網正式披露《中國證監會創業板股票發布注冊步驟終止告訴書(中聯云港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稱,2021年8月16日,由中聯云港及其保薦機構華泰聯盟向證監會提交了關連申請,自動要求撤回注冊申請文件,8月20日,證監會依據《創業板初次公然發布股票注冊控制設法(試行)》第三十條規定,決擇終止中聯云港的IPO發布注冊步驟。
正所謂同人差異命。
在2020年12月23日召開的創業板上市委2020年第59次審議會議上,與中聯云港一同上會受審并牟取通過的還有艾錄股份與新瀚新材的IPO申請,但在7月底與8月初,不論是艾錄股份還是新瀚新材,皆已經獲準證監會注冊并開啟了招股發布步驟,而唯有中聯云港等來的倒是再一次飲恨的結局。
與以往多數在申請注冊階段失敗的企業類似,中聯云港固然是以自動撤回申請而由終止了其此次IPO之旅,但業內人士幾乎都清晰,假如其堅定繼續關連步驟,那麼等到它的必將是證監會一紙不予注冊的結局。8月25日,一位靠攏于監管層的知戀人士坦言,觸發其在過會后自動撤回申請的原由,則是因其目前碰觸到了不相符證監會對創業板IPO企業注冊控制設法的有關硬性規定。
成立于2014年的中聯云港,是一家技術的互聯網數據中央(C,Internet Data Center)辦事提供商,致力于為客戶提供不亂、安全、高效的云根基設施辦事。
C 是互聯網數 據的承載實體,也是今世信息社會最主要的底層根基設施之一,海量數據(13130, -017, -128)物質的儲備、傳輸及交互都需求依托于 C。作為新型根基設施建設的主要構造部門, 互聯網數據中央是推進中國經濟社會數字轉型、算力升級的主要支撐。在此次中聯云港的IPO申報質料中,其對于主營業務如此繪出道。
正如上述所言,這并不是中聯云港初次申請A股上市。
早在2019年7月9日,中聯云港便曾向上交所遞交了科創板上市申請并牟取受理,但蹊蹺的是,剛才途經了上交所的第一輪問詢,同年10月31日,其與其保薦機構華泰聯盟便向上交所提交了撤回上市質料的申請而終止了其初次IPO。
2020年7月6日,途經一年時間的沉淀,中聯云港改道創業板第二次向IPO倡議沖擊,途經多達4輪問詢和一次上市委審議觀點落實之后,好不輕易在同年12月底勝利通過上市委考查,但結果依然與初次IPO之行一樣殊途同歸。
實在中聯云港兩次IPO失敗,正確的說都應當是歸咎同樣的來由。上述靠攏于監管層的知戀人士向叩叩財訊揭露,與此前外界所傳其不相符科創板硬科技屬性要求等原由差異,實質管理人的動蕩和認定的前后矛盾,并由此觸發監管層對其是否相符關連規定的爭議,這才是中聯云港接連上市失敗的主因。
善變的實控人
假如算上中聯云港在2016年4月掛牌新三板,短短五年時間中,中聯云港曾三次試圖嫁接資金市場,但值得留心的是,在這三次申報掛牌公然發布的關連質料中,實在際管理人皆不雷同。
工商信息顯示,2014年9月,中聯云港由天然人周康、李凱、董巖三人出資1000萬正式設立。
此中,周康作為中聯云港的法定典型人,以54907萬的出資額占出資比例5491,李凱和董巖則差別以24073萬元和21002萬元持有剩余的2407和2102的出資比例。
這一出資比例,一直從2014年中聯云港成立延續至2017年底,直到一家外部投資機構天津德雅的顯露,才有了些許變動。
其后中聯云港固然經驗了一系列增資擴股,在2019年10月之前,作為創始人的周康、李凱、董巖三人仍然差別以較大比例持股份額位列其前三大股東之列。
2016年頭,中聯云港欲掛牌新三板,斯時,在其向股轉中央遞交的《公然轉讓操作指南》等關連申請質料中,僅認定天然人周康為公司的實質管理人。
然而,到了2019年7月,其方案登岸申請科創板IPO時,中聯云港向上交所科創板考查中央遞交的招股書(申報稿)中卻又領會地將周康、李凱、董巖三人一起認定為中聯云港的實質管理人。
對于這一對實質管理人的龐大認定不同,中聯云港則以周康、李凱、董巖三人作為非技術人員,對于是否屬于一致舉動人缺乏技術的判斷,故未能在中聯云港在新三板掛牌時期對三人關系作出更為正確的認定來辯白。
中聯云港個人也認可周康、李凱、董巖三人曾于2014 年 9 月 8 日即中聯云港設立不久就規劃簽約了《共同投資協議》,該協議商定在公司經營過程中,各方均應忠實、勤勉地辦妥在公司所擔當的任務;在公司重大疑問的決策上及時進行溝通,在充裕聆聽各方觀點的根基上,形成共同的決策觀點;在各方顯露觀點分歧時,應以公司和各方共同的益處最大化為原理,談判解決疑問,以保持持久不亂的配合關系,實現共贏情勢,并表明,周康、李凱、董巖三人從中聯云港設立起一直依照上述《共同投資協議》的商定對發布人的重大事項進行共同決策形成了實際上的一致舉動關系。
到了2020年7月,在科創板上市失敗后,再一次申請創業板IPO之時,在關連的申報質料中,中聯云港的實質管理人卻再一次發作變動,由此前的周康、李凱、董巖三人改變為了周康、董巖二人。
面臨實質管理人認定的第三次變化,中聯云港表明觸發的由頭在于創始人之一的李凱在2019年10月15日辭去了在中聯云港中的任職,而此時中聯云港已經在三個月前便已經正式遞交了科創板上市申請。
據中聯云港2019年7月遞交的有關IPO申請質料顯示,此時的李凱除了與周康、董巖二人一起被認定為中聯云港的實質管理人外,李凱還充當著中聯云港的董事兼排名第一的副總裁一職,此外,李凱還直接持有中聯云港12746的股份,為除周康之外持股數最多的天然人,過份了董巖,列中聯云港第三大股東之位。
創始人之一在IPO已經遞交申請之后突兀離職關連職位從企業中全身而退,這種現象是尤為生僻的。北京某大型投行的資深保薦人典型通知叩叩財訊,對于多數內地企業而言,上市就意味著企業創業勝利在望,對創始人而言,也意味著財富的暴增和事業巔峰的到來,抉擇在此時突兀拋卻這些唾手可得的益處,并將可能對正在進行的IPO造成實際性陰礙,不論怎麼看,假如不是內部發作了較大的矛盾或動蕩,很難懂釋這種行徑的存在。
據叩叩財訊獲悉,也正是由於李凱在2019年10月15日的突兀辭職,受其陰礙,中聯云港才不得不在2019年10月31日忍痛撤回了其初次科創板的上市申請。
企業創始人且被認定為實控人之一的核心人物辭職,這對于任何一家企業而言都是不小的人事變化,再加之李凱辭職后,急迫需求轉讓其所持的股權,這不論對實控人控制企業的陰礙還是對股權組織的不亂,都形成了較大的挑釁。一位靠攏于中聯云港的有關人士也向叩叩財訊證明了其初次IPO回撤質料之謎。
令中聯云港沒有想到的是,同樣是由於李凱的辭職所帶來的變故,也讓其二次IPO也終極變成了竹籃提水一場空。
李凱在通博優惠2019年10月15日辭職后,中聯云港的實質管理人實際上從此前的三人變化成了兩人,這屬于實質管理人在近期兩年內發作了改變。上述靠攏于通 博 優惠監管層的知戀人士揭露,依照證監會《創業板初次公然發布股票注冊控制設法(試行)》(下稱《注冊控制設法》)中的第二章發布前提第12條規定,擬申請創業板注冊上市的企業,其控股股東和受控股股東、實質管理人掌控的股東所持發布人的股份權屬清楚,近期二年實質管理人沒有發作改變,不存在導致管理權可能改變的重大權屬糾紛。
但是,值得留心的是,在中聯云港二次IPO的考查過程中,對于其是否知足《注冊控制設法》中實控人變化的關連要求,在進通博直播行考查的知交所上市委和終極決擇注冊與否的證監會方面還是存在著認定不同。
在知交所對中聯云港的此次IPO進行考查時,其也同樣留心到了中聯云港在2019年10月之后的這起重大人事變化和隨之帶來的對實質管理人的界定。
在知交所的考查中,中聯云港以周康、董巖的持股比例占絕對優勢、周康、董巖實質陰礙董事和高等控制人員任免以及其堅稱李凱退出未對發布人產生實際陰礙為由,以為發布人實質管理人在近期兩年內未發作變動。
而從此后中聯云港的IPO申請順利通過創業板上市委考查的結局來看,知交所方面亦承認了這一說法。
但當中聯云港向遞交注冊申請之后,證監會方面卻對于實在際管理人未發作變動的界定遲遲未賜與承認。
在李凱尚未與通博不出款中聯云港‘破裂’之前,在中聯云港的申報質料中多處表明李凱對企業的主要性,并表明李凱作為發布人的董事和副總經理在日常經營控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在李凱離去后,就堅稱李凱存在與否對公司業務不存在陰礙,這顯著存在著矛盾。上述靠攏監管層的知戀人士表明。
在2019年中聯云港初次申請科創板IPO時,對李凱的職位繪出為擔當物質配合、市場、業務新客戶拓展,擔當公司的物質整體作,包含有方案、結構、進度管理;訂定販售目的、販售模式、販售戰略、販售預 算和獎勵方案;運營商物質拓展及維護,優質機房物質遴選,執政機構及產業協會物質整合;共同分擔客戶部、物質成長部。
在2019年9月,李凱尚未辭職時,斯時正申請科創板上市的中聯云港在回復上交所問詢中領會稱周康、李凱、董巖3人自中聯有限設立以來即在公司充當公司治理的主要職位,在公司的治理組織和規范行運中施展主要作用,共同實質管理公司的經營決策。
但在李凱離任后,對于其在中聯云港中的功勞,僅被繪出為在發布人充當董事、副總經理時期重要擔當場所執政機構物質配合、部門區域客戶拓展,甚至其不論其在任與否,對中聯云港的陰礙都是可有可無的存在。
而李凱緣何會抉擇在中聯云港的上市要害期間辭職呢?
重要是對企業的經營成長理念與周康等人發作了分歧,兩方在業務的成長區域和經營模式上產生了難以協調的矛盾。上述靠攏于中聯云港的有關人士向叩叩財訊表明,李凱辭職后,便著手創立個人的企業,并帶走了中聯云港的另一名副總經理劉東海。
綜合多方面的考量,證監會方面以為作為企業的創始人兼原實控人之一的李凱辭職,在短期內是很難被證實對中聯云港不會產生實際陰礙的,這存在著較大的經營層面的危害,依照《注冊控制設法》規定,實在控人的改變還處在兩年之內,從審慎的角度起程,中聯云港顯然是很難牟取證監會注冊的。上述靠攏于監管層的知戀人士表明,在2021年6月底,證監會方面還一度要求中聯云港增補提交關連質料,包含有匯報期內通過李凱及與其同批辭職人員承攬的客戶名稱、買賣內容、簽約合同限期、與發布人買賣金額及占比場合,前述客戶自李凱等辭職后與發布人配合場合等。
監管層實控人界定的不同化爭議
注冊制下,不論是科創板還是創業板,縱然關連的審慎性疑問牟取上市委的承認并順利通過考查,但也并不典型證監會在注冊制階段會對關連疑問持同樣的判斷尺度。
證監會方面臨科創板和創業板皆頒布了注冊控制設法,對是否知足注冊的前提給出通博被抓了詳細的規定,碰觸到關連疑問,證監會的立場可能較之買賣所更為審慎。上述北京某大型券商資深保薦典型人表明。
中聯云港并不是目前唯一一家在注冊階段因對實質管理人界定與發審階段持差異裁定而IPO碰壁的企業。
早在2020年9月便通過科創板上市委考查的遼寧成大(21860, -014, -064)生物股份(16920, -003, -018)有限公司(下稱成大生物)IPO便也同樣因實質管理人的變化爭議至今未牟取證監會注冊的首肯。
與中聯云港已經撤回質料的結局比擬,成大生物榮幸的是至今還在等到終極的結局并可能存在迴轉的可能。
當一年前的2020年4月2日晚間,在A股上市的遼寧成大發行公告稱擬分拆子公司成大生物至科創板上市時,曾引得市場熱議。
作為一家源自遼寧成大的分拆企業,成大生物的控股股東非遼寧成大莫屬,在此次IPO發布之前,遼寧成大共持有成大生物225億股,占其總股本的6251。
穿透遼寧成大的股權,在成大生物的IPO申報質料中,其將持有遼寧成大1111股權的遼寧省國有財產經營有限公司(下稱遼寧國資公司)認定為成大生物的間接實質管理人。 也正是這一認定,為成大生物此后IPO在注冊環節的卡殼便留下了伏筆。
能夠在2020年2月8日之前,將持有遼寧成大最大比例股份者的遼寧國資公司認定為成大生物實質管理人是合情合乎邏輯的,其通過實質管理遼寧成大間接管理成大生物,也并無爭議。
但就在2020年2月8日當日,一家名為韶關市高騰企業控制有限公司(下稱高騰公司)從遼寧大成另一家股東新華聯控股(4410, 036, 889)有限公司(下稱新華聯(2010, -004, -195)控股)手中受讓了518遼寧大成股份后,高騰公司在遼寧大成中的持股比例一舉躍升為1246,過份了遼寧國資公司在遼寧大成中1111的持股比例,代替遼寧國資公司成為了遼寧大成的第一大股東。
但此后,成大生物依然堅稱個人的實質管理人仍為遼寧國資經營公司。而其在IPO申報質料中給出的理由為在本次權益變化后,韶關高騰允諾其不會在前程 12 個月內謀求遼寧成大管理權的意向。
固然成大生物一再向監管層辯白稱認定遼寧國資公司存在合乎邏輯性,此中最主要的證據便是高騰公司允諾12個月內不謀求遼寧成大的管理權,但實質上,在近一年中,縱然在成大生物申請IPO的敏銳期內,高騰公司的種種資金行運眉目卻又不得不讓監管層和外界對其所言產生質疑。
高騰公司于2019年第四季度開端通過二級市場大批購買遼寧成大的股票,2019年12月31日,高騰公司在于當日通過會合競價的方式增持60萬股后,將其在遼寧成大中的持股比例勝利增加至5,由此高騰公司辦妥了對遼寧成大的舉牌。
值得留心的是,此后,在2020年1月間,高騰公司依然未放緩其大批購買遼寧成大的步伐。至2020年2月8日,其受讓新華聯控股所持的關連股份前,高騰公司已經實質持有遼寧成大728的股份,比2019年12月31日足足增持了遼寧成大過份228的股份。 通過受讓新華聯控股的股份勝利逾越遼寧國資公司奪得遼寧成大第一大股東寶座后,高騰公司依然未拋卻個人進一步繼續悄然增持遼寧成大的方案。
2020年9月,縱然存在上述對實控人界定的爭議,科創板上市委還是對成大生物給出了過會放行的寬松認定。
但到了注冊環節,就成大生物實控人究竟是否會顯露改變的認定,證監會卻給出了不同意見。
高騰公司在2020年2月就勝利上位遼寧成大的第一大股東,并此后不停增持遼寧成大的股票,在此底細下,依然認定遼寧國資公司通過實控遼寧成大而間接成為成大生物的實質管理人的認定是否審慎?可否以此認定成大生物知足近期兩年內實控人未發作變動的科創板IPO上市硬性前提?據叩叩財訊獲悉,證監會目前也正要求請保薦機構、律師交融證券期貨法條實用觀點的具體條款,對上述疑問進行充裕論證。
也正是由於對實質管理人是否發作變動的爭議,成大生物IPO即便已途經會近一年,至今固然未被證監會否定或勸退,但獲準注冊的曙光卻始終未現。